原标题：[许小年]拥抱变化，从交易型企业家到创新型企业家

明辨当下，远见未来，未来越不确定，我们越需要理性的声音。

整理：新爱播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全球发展的不确定性更加加剧，中国和世界经济与科技发展都处在重要十字路口。未来会怎么样？

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教授在参加“东软解决方案大会”做主题发言时认为：中国面临两个挑战，一是后工业化时代，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面临转型；二是中美关系的持续紧张。

在后工业化时代，我们再也回不到工业化时代的10%那样的增长。展望未来，由于政府可用的资源越来越少，甚至6%~ 7%都很难实现。

过去企业是做增量市场，现在我们逐渐的转变为存量市场，存量市场要获得发展，必须从竞争对手那里抢夺市场，存量市场上的竞争比增量市场更加激烈，更加残酷。

在这个时候中美关系的恶化毫无疑问雪上加霜。 美国政府发起的贸易战和针对中国企业的挑战，使我们国家发展模式和企业经营模式的转变，又平添了几分困难。

在存量市场上，企业要想获得新的发展机会，国家经济要想获得新的增长动力，只有依靠技术创新。与发达世界脱钩，会对中国的经济产生无法替代的负面冲击，更大的伤害是科技脱钩。

西湖里能产什么鱼，太平洋里能产什么鱼，这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要和国际上进行多样化的交流，必须在国际的生态中，才能够跟国际上保持同步。

面对未来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企业家要在复杂的形势下保持定力，及时地转换经营模式，从交易型企业家过渡到创新型企业家，从资源整合转向研发创新，从产能扩张转向打造核心竞争力。

越是这样不确定性的时刻，世界越需要理性的声音，唯有如此，才能明辨当下，远见未来。

1

两个挑战：后工业化与中美贸易战

2020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世界面临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我们过去所面临的挑战重新凸显在我们面前，需要我们来研究来应对。

从中长期来看，影响中国经济，影响中国企业发展，我认为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值得关注的。这两个因素彼此之间有某种联系，但内容又不尽相同。

这两个因素一个是后工业化时代，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面临着转型的任务。

第二个因素是中美关系的持续紧张，中美关系的恶化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应该说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紧张的局势，在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前就已经摩擦不断。特朗普政府使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这种关系加速了。

中美关系的紧张实际上是和中国的工业化有一定的关系，后面我会解释为什么是这样的。刚才我们讲到的第一个题目就是我们面临着后工业化时代的诸多的挑战，那么理解这些挑战的性质，我们必须要回顾一下什么叫工业化？什么叫后工业化？为什么在工业化基本完成之后，到今天我们的经济我们的企业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

1978年中国执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使得中国的经济进入了一个起飞的阶段，起飞的阶段的特征就是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从80年代开始，70年代到80年代初，我们基本上是在农业改革这个阶段上，在农业改革基本完成之后，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快速工业化的阶段。

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工业生产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农业生产它的主要投入是劳动力，它不需要太多的资本，而工业生产必须先行的进行大量的投资，建厂房、购置设备、雇佣人员，资本积累的阶段，农业为中国经济的起飞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力。

从统计数字上看，78年到2008年，基本上到08年，固定资产投资始终是中国经济最强有力的拉动力量。

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是GDP增长速度的1.5倍到两倍。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经济增长速度年平均达到10%，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平均能够达到15%~20%。这是因为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中，我们没有进行大机器生产的这些资本积累，所以要进行投资，投资一直拉动着中国经济的增长。

在工业化的阶段，我们的企业面对的是卖方市场，遍地的商机，卖方市场就是供不应求的市场，在卖方市场中涌现出了大量的企业家，我们称之为交易型企业家，而在后工业化时代，交易型企业家仍然有很大的活动空间，但是更需要的是创新型企业家，交易型企业家是在市场上捕捉机会，发现供给的短缺，及时的组织资源，进行生产，只要生产出来的产品就不愁卖。

在工业化阶段，在一个卖方市场上，对企业来说，你找到市场的机会，发现人们的需求，并且能够尽快的资源整合，这对企业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这种资源整合能力仍然很重要，但是它已经不是事关企业生死的头等大事了。

在后工业化时代，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头等重要的因素是研发和创新。所以我们把这个阶段的企业家称之为创新型企业家，在工业化阶段，中国的经济能够快速的增长，不仅因为我们有着大量的企业家的资源，有着廉价的劳动力，并且我们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获取工业化所需要的技术。

我们通过购入设备，通过中外合作，我们可以获得传统的工业技术，传统工业技术就是这些重型的机器制造、钢铁、水泥、建筑材料等等这些技术，我们都可以低成本在国际市场上获得，那么在后工业化阶段，这个情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从1978年到2008年这30年，我把它称为中国的工业化时期，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增长主要是由投资拉动，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工业化红利，工业化红利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世界各国都出现过。

2

竞争更残酷：从增量市场到存量市场

我们后面会简单的提一下，1868年日本进行了爆发了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也标志着它的经济从一个农业种植为主的经济转向现代的工商经济。

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推行工业化，使得它的国力迅速的增强，它的经济增长率在当时的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甚至超过了另外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就是美国。

美国正是凭借着它迅速增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它在东亚地区向美国的霸权提出了挑战，同样在19世纪的下半叶，另外一个国家通过工业化在欧洲崛起，这就是德意志帝国。

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形成了全德意志的统一市场，为工业化创造了条件。通过工业化德国经济的增长也超过了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那就是法国和英国。它的经济和经济实力使得它成为欧洲的第一号强国。同样在完成了工业化之后，德国也对欧洲的秩序提出了挑战。

回到中国的工业化来，中国的工业化从78年开始，大致在2008年前后，以国际金融危机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已经结束了，已经结束了。

从统计数字上，我们可以看到2008年以来，除了在2009年政府执行4万亿的刺激计划，那一年之外，投资增长速度逐年下降，从百分之十几到二十下降，一直到今天到去年的5%~6%，投资的增长速度和GDP在过去几年中基本上保持了同步。这意味着中国经济不能再靠投资来拉动了，原因就是中国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而是中等发达水平的工业国。

换句话说，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我们的工业化已经完成，资本积累不再需要了。它在宏观的层面上表现为投资增长速度和GDP基本保持同步。在微观层面上，我们过去的卖方市场现在已经转化为买方市场，普遍的供大于求，普遍的产能过剩。

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大钢铁生产国，第一大水泥生产国、第一大发电国，发电量最高的国家，第一大汽车、家电、手机生产国，就生产能力而论，中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

当然我们的制造业水平还赶不上日本、德国甚至瑞士、美国等发达国家，但是从生产能力上来讲，我们毫无疑问是世界第一，无论今后国际的供应链发生如何的变化，有多少中国的企业到东南亚去建厂，我认为这个世界第一的制造业这把交椅会长期由中国来占据。

那么在后工业化时代，我们观察到了很多在工业化时代没有看到的现象，比如说在普遍的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企业之间展开了同质化的竞争，展开同质化的竞争，企业的利润率不断的受到挤压，因为企业之间的产品、技术、服务不能差异化，在市场上普遍没有定价能力，竞争唯一的手段几乎就是价格，就是靠价格竞争。但是单纯依靠价格竞争的结果，是企业的利润率越来越薄，经营发生困难。

我们的一些企业把目前所遭遇到的一些困难，有不少都认为这个困难是周期性的，暂时的这一波低谷过去以后还会迎来一波高潮。我觉得这是传统思维，这样的思维在工业化阶段它是成立的，但是在后工业化阶段它是不成立的，这种价格竞争，如果继续下去，企业会越来越困难，人们久久盼望的新的经济景气不会到来。

从08年到现在为止，在这10年间，政府动用了几乎所有可以动用的资源，勉强维持了6%、7%的经济增长。所以过去的这10年，我认为主要是靠政府投入资源维持的6%~7%，但是后工业化时代，我们再也回不到工业化时代的10%那样的增长。展望未来，由于政府可用的资源越来越少，甚至6%~ 7%都很难实现。

我们经过了几十年的建设，中国的经济现在应该说是一个相当成熟的经济了，不能再用过去那种眼光来看待今天的经济，不能再用过去的思维来继续企业的经营和操作。

随着经济增长性质的改变，我们企业的经营方式也必须改变，国家的发展模式也必须改变，这是我们所面临的一大挑战。从国家的层面上来讲，靠需求拉动，靠投资拉动，靠消费拉动，这样的思路已经不再适合新的形势。从企业的层面来讲，机会驱动加资源整合的商业模式难以为继。

过去企业是做增量市场，现在我们逐渐的转变为存量市场，我们习惯了汽车销售量每个月增长百分之十几，百分之二十几，甚至出现排队买车的这个情况，手机出货量过去增长百分之二三十，百分之四五十，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手机的出货量负增长，两位数的负增长，所以这些数字清楚的告诉我们，增量市场正在逐渐消失。

我们今后企业面临的是存量市场。存量市场是什么意思？存量市场就是你要获得发展，必须从你的竞争对手那里抢夺市场，存量市场上的竞争比增量市场更加激烈，更加残酷。

这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模式面临转换的挑战，我们企业经营模式也面临着转型和升级的挑战。

3

科技脱钩比经济脱钩的负面影响更大

在这个时候中美关系的恶化毫无疑问雪上加霜。美国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和针对中国企业的挑战，使我们国家发展模式和企业经营模式的转变，又平添了几分困难。

在这样的情况下，从国家的角度讲，我们是否可依赖内循环或者双循环来应对这些挑战，来度过难关。

下面我们看一下数字，我们看一下数字。在中美相互征收惩罚性关税之后，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仍然高达35%。贸易依存度就是出口加进口除以GDP，35%仍然是世界上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国家，起码是之一，起码是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之一。除了小型经济以外，在大型经济中，中国仍然是贸易运行度最高的国家。

这35%中20%是出口，15%是进口。占GDP20%的出口，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是美国、欧洲、日本。换句话说，我们的主要的贸易伙伴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如果像发达的国家的出口市场遭受阻碍，我们能否用内需替代，我们能否用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替代？

我们可以看一下数字，2019年的统计数字表明，美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6.5倍，美国的人均GDP是6.5万美元，中国的人均GDP是1万美元，是1万美元，一般我们把1万美元作为中等发达或者中等收入的一个标准、一个门槛，所以中国已经进入到了中等发达或者中等收入国家这样一个范围。欧洲和日本的人均GDP是中国的4倍。

人均GDP是购买力的指标，由于在购买力上存在的巨大差距，我们对发达世界的出口很难由内需来替代。这都是数字。

那么发展中国家那么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它的人均GDP我们看一下，印尼大概只有5000美元，我们看一下印度，印度只有2000美元，仅仅是中国的1/5~1/2，所以不发达世界更不可能替代我们所失去的发达世界的出口市场。对于这样的一个现实，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中国要继续保持开放，最近中国和东盟10国以及日本、韩国签订了一个一揽子的贸易计划，叫做RCEP。这就是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中国会继续保持开放。

如果和发达世界脱钩，不仅对中国经济的总需求会产生无法替代的负面冲击，负面的影响，脱钩对中国经济发展更大的伤害，是科技，是科技脱钩，这对中国经济会有更大的伤害。

恰恰是在我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工业化时代在传统的经济增长动能逐渐消失的时候，恰恰是在我们寻求新的增长点的时候，美国提出和中国的科技脱钩，这对我们的冲击对我们的影响是不可以低估的。在后工业化时代，我们不能再靠过去的消费拉动、外需拉动，投资拉动，所谓的三驾马车拉动，已经不可能再依靠传统的这种方式来保持经济的增长。

在后工业化时代，在存量市场上，企业要想获得新的发展机会，国家经济要想获得新的增长动力，只有依靠技术创新，而这个时代是信息的时代，是数字化的时代。

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如果如果中国和发达世界科技脱钩，对我们的影响是深远的。

4

自主创新：只能依靠企业家不能搞群众运动

和工业化时代不一样，传统的工业技术这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他们现在已经不再重视传统工业技术，他愿意以低成本转让这些技术，而信息技术、数字化技术这是他们不愿意转让的，是我们很难获取的，是我们很难获取的。

我们都知道芯片现在又有一股芯片的热，我一看到这种芯片热，我心里就紧张，这种芯片热会不会又像是过去的电动汽车热，过去的太阳能电池太热？过去的教训已经太深刻了。

进行科技方面的创新，不能搞群众运动，不能搞群众运动。科技的创新只能依靠企业，只能依靠企业家。

回到今天的话题上来讲，我们芯片设计的软件，芯片的制造设备，甚至芯片的生产工艺，我们现在都依赖海外。这些技术不是一天，不是投入资金就可以解决的，是要依靠企业持续的投资研发，经过长期的积累，才能够提高水平。在这个过程中，中外的交流至关重要。

以软件开发为例，在核心的软件开发上，我们依赖海外的平台，我们依赖海外的生态，安卓系统、手机操作系统，这是谷歌控制的开发平台，虽然说是开源的，但是对会员有很多的限制。离开这样一个开发平台，会使中国手机操作系统的研发落后国际水平。你要想达到国际水平，必须在国际的生态中，才能够跟国际上保持同步。

中国自己搞一个开发平台，自己搞一个生态，有没有可能？有可能。但是在平台经济中，平台越大，它的创新涌现越多，因为它的应用案例越多。平台的大小就像西湖和太平洋一样，它是有差别的。西湖里能产什么鱼，太平洋里能产什么鱼，这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这些国际的开发平台，我们千万不要低估它对于中国科技水平提高的作用。服务器操作系统，也是国际开发平台，阿帕奇联盟，我们要参与，要做贡献，要和国际上进行多样化的交流，才能够使中国的软件开发水平能够和国际上保持同步。

我们必须承认美国今天仍然是基础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第一重镇，这是事实。每年的诺奖得主美国是最多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数字化的信息化等等这些技术的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原型也都在美国，我们津津乐道的新四大发明其实并不是我们的发明，新四大发明仔细地去考察一下，我们全都可以在海外找到原型，比如说电子支付，支付宝确实做得很好，微信支付确实做得很好，但是它不是中国的发明，电子支付是一家美国公司，是马斯克参与的一项创新，这家公司叫PayPal。

电商不是中国的发明，淘宝、天猫、京东做的都很好，我们依托一个巨大的市场，做出了超大市值的公司，但是就发明而言，这不是我们发明的，eBay首先做了电商，然后又由亚马逊把它推广到几乎是所有的商品上。我们在国内市场上做得好，但这并不是说这些都是我们的新四大发明，不是这样的。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目前在科技上的落后，是我们提高水平的前提。

5

拥抱变化：从交易型企业家过渡到创新型企业家

大家这几天都非常关心美国的大选，我在一个学者群里，这些学者为支持拜登还是支持特朗普吵得不可开交，甚至老友反目，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希望拜登上台的人，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事呢？他想的都是拜登上台以后会改变对华政策，不会像特朗普那样敌视中国。我感觉这是中国人的一厢情愿。从目前的情况下，拜登已经赢得了这一届大选。能不能做完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拜登政府不大可能改变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基调，只可能改变它的手法，从特朗普的单打独斗转向协调盟友，共同遏制中国。

从目前很有限的信息的情况来看，因为他还没有正式上任，他还没有发过他的正式白皮书。从他过去所做和民主党的传统来看，他不会改变现行对华政策的基调。因为美国的政策取决于民意，实际上取决于选票，选票的背后是民意。美国的民意是朝野一致认为过去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失败的，现在是时候改变了，改变成什么样？基本上是改变到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上。

过去为什么美国的民间和政府认为他过去的对华政策是失败的呢？过去美国人希望通过开放美国的市场，希望通过和中国进行经济交流，是希望中国加入到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中来。

今天他们经过反省之后，他是怎么反省的，我也搞不清楚。但是目前从媒体上我们所看到的评论，我们所看到反映出来的民意，他们认为过去的政策是失败的。支持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这个得到了美国民间、美国政府相当程度的支持，只要民意不变，拜登政府很难在对华政策上做出方向性的改变。

所讲的这一些似乎对中国的发展不利，那么是不是美国政府处心积虑的要和中国过不去？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在历史上，凡是一个大国，一个落后的大国，试图通过工业化来提高国力，来对国家的经济各个方面进行现代化的改造，都会在国际舞台上破坏原有的军事，使得国际的格局像一个新的均衡移动，在历史上我们已经看到过很多次，并不是命运特别的不照顾中国。

中国崛起之后，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讲，修昔底德陷阱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我认为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从历史上来看，避免了修昔底德陷阱是小概率事件。

刚才我们提到的日本、德国，在它们工业化之后都进入了一个国际局势动荡的时期，都引起了国际舞台上各种力量的重新组合。这样的动荡和重新组合毫无疑问增加了各个国家未来的不确定性，在这些历史的事实面前，在现实面前，我们只能保持理性的心态来看待它，而不能够心存幻想。

我们已经提到过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迅速崛起，引起了远东国际力量的重新组合。日本崛起以后，在亚洲国际冲突就接连不断，这就反映了原来的均势被打破了。整个的远东和亚洲摸索着要达到一个新的稳定的状态，达到新的稳定状态之前，有着很多的冲突，有了很多的冲突，我们都知道日本崛起之后，打了第一场战争，击败了满清，击败了清王朝。接着又打了日俄战争，击败了俄罗斯帝国，1930年代入侵中国的东北，很快深入到华北，全面抗战爆发，全面的抗战，直接引出了太平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

德国在欧洲的崛起，在欧洲的崛起也是一系列的紧张和摩擦，最终表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就是哈佛这位教授讲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当一个新的力量崛起的时候，原有秩序的维护者，他要想方设法遏制新的力量，就表现为冲突，甚至是以战争收场。

我们希望避免德国和日本崛起所引起的世界局势的动荡，这样的动荡对世界各国的发展都是非常不利的，我们希望能够避免。

在这方面我们不是命定论者，我们认为这种最糟的结局是可以避免的。同时我们要面对未来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企业在复杂的形势下要保持定力，及时的转换经营模式，从交易型企业家过渡到创新型企业家，从资源整合转向研发创新，从产能扩张转向打造核心竞争力。

我们的企业要高度重视新技术的潜力，特别是数字化和工业互联网的新技术，中国的企业是有足够的韧性、坚韧的韧，不是任意胡为的任。有足够的韧性，我相信我们的企业能够在认识国内国际形势的情况下，及时的调整自己的经营方略，在困难的环境下，在严峻的挑战下能够取得新的成就。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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