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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bnb（爱彼迎）是不少职场白领和年轻人喜欢的共享民宿平台，这次它也要撤离了，这个结果并不令人意外。

疫情反复下的旅游市场回到20年前，几乎是百废待兴，大环境的使然，当然是压垮爱彼迎中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是，假如没有反复出现的疫情，爱彼迎在中国市场的空间也不大，它的撤离也只是时间问题。

一个例证就是，过去两年，爱彼迎中国区的管理层就已经极为动荡，负责人换来换去，而旅游是实体产业，中美在物理上的天然距离，民众心理上的巨大隔阂，市场环境的完全不同，监管规则的天差地别，用户习惯的极大差异，光靠互联网的远程指挥和办公，不仅没有起到作用，反而是给本土化的运营添加麻烦。

因此，就像已经撤退的那些外企一样，Airbnb的此番撤退，一点都不奇怪。

不仅如此，2014年前后涌现的共享经济浪潮，在经历了近十年的市场验证期之后，中美之间也完全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海外的共享经济巨头，Uber、Airbnb、Wework等，选择撤离都是两条不通道理的必然结果。

当时，共享经济出现时恰逢全球化的盛世，也是互联网创新大潮的顶峰，相比于这两年的务虚，那时候还是很务实的。

在看到出租车、住宿、办公等传统行业的低效运营之后，彼时让洞察者看到了互联网化的机遇，然后就催生了一批先行者，在很短时间就成长为巨头，Airbnb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出租车、住宿、办公这些场景不同于游戏、购物、社交，它的用户体验是高度依赖于线下的，线下远大于线上，这就导致一个问题，所谓的共享经济巨头，最终都变成了一个线上流量营销平台。

它的优势在于信息聚合和打破信息不对称，它的弱点在于对线下掌控力弱，用户体验千差万别，一旦外部对线下场景的监管稍有风吹草动，整个业务就会面临全盘崩塌、推倒重来的重大风险。

更重要的是居住环境上国内与海外的巨大差距，这是互联网和共享经济都无法改变的基础设施。比如，爱彼迎开创的共享民宿民宿，在海外独栋房屋占多数的市场，刚好弥补了传统酒店和公寓的市场缺口，只需要花传统五星酒酒店的钱，就可以租到一个独栋房间。

笔者几年前带家人去悉尼旅游的时候，就曾以很实惠的价格租到了一个市中心海德公园边上的三层独栋房屋，走路就可以到市区的很多景点，不想出去了就坐在楼顶的阳台发呆，这是酒店和公寓完全做不到的旅行体验，所以，很多国人出国也会首选Airbnb，就跟打车选择Uber一样。

只是，在中国市场上，这种居住场景就完全不一样了，所谓的独栋房屋早就变成了专业的家庭旅社和民宿，Airbnb模式更像是一个坏小孩，不仅让本就是二房东角色的小区物业极为不满，还必然导致周边居民反对。

举个例子，假如你在北上广深市中心核心区的某个高档小区，租了一个Airbnb房间，邻居会给你好眼色吗？物业会给你提供酒店式服务吗？不直接赶你走就算是万幸了。

国内大多数城市的小区，更类似于香港的居住环境，跟欧美完全不同，这种居住环境的差异，就让共享民宿从一开始就显得极为尴尬，其生死根本就不掌握在业者手中，而是在物业或者更高一级的部门手上，这就导致本来应该是弥补传统酒店供求缺口的共享民宿模式，变成了一种半地下甚至完全地下的“黑酒店”、“黑民宿”。

假如没有疫情，依靠国内旅游业的巨大市场，共享民宿也能凑合过着，能做一天算一天呗，但是疫情一来，对于风险容错率的零容忍，直接导致这种半地下的“黑酒店”、“黑民宿”土崩瓦解。

因此，Airbnb离开中国市场是必然的，而国内模仿Airbnb的同业，现在除了苦苦支撑之外，未来也并不乐观，即使疫情过去，开在居民楼的民宿模式，未来在一线城市的发展空间也必然收缩，面对政策的铁锤，随时享受灭顶之灾。

对于风险容错率的低容忍甚至零容忍，是共享民宿发展最大的拦路虎，疫情只是放大了这种风险而已，Airbnb的撤离，算是知其不可为而理性撤退。

当然，由于不少二三四线旅游城市前几年的房地产大开发，导致这些城市的旅游地产供应量剧增，产生了大量无人居住的楼盘。共享民宿平台将这些楼盘信息集合起来，给后疫情时代流行漂流式办公、边旅游边办公、边做UP主边旅游的00后人群，或者给钱包鼓鼓的银发一族过冬、养老来用，还是有一些机会，现在很多平台也已经在做这个事情了。

只是，国内信用环境的不佳，平台上的刷好评、低价竞争、挂羊头卖狗肉等现象泛滥，让共享民宿终归只会是一个很小众的市场，只适合极少数用户，不可能再产生像滴滴、美团这样的细分巨头了。

总而言之，过去那种追求诗与远方，扎堆到大理、丽江慵懒地晒着太阳，躺在日光下发呆的日子，短时期也很难看到了。

Airbnb走了，但生活还得继续，留下来的民宿业者，苟且偷生吧。